美國在二戰後主導建立布列敦森林體系，其核心在於以美元作為全球貨幣體系的支柱，所有貨幣與美元掛鉤，而美元則承諾與黃金兌換，這不僅為戰後重建提供穩定，也讓美國藉由貨幣與金融主導權坐上全球霸主寶座，這種「金本位」制度設計看似建構於合作與共識，實則是一種制度化的美國中心主義。當美國發現「金本位」不再有利自身時，1971年尼克森總統宣布中止美元兌換黃金機制，即所謂「尼克森震撼」，一夕間拆解了整套體系，顯示美國對於全球規則的承諾，只建立在「符合美國利益」的基礎上。
如今川普正在做的事情，本質上與當年布列敦森林的「建立與喊停」有著驚人的對照。只是這一次，他不是打造一個體系，而是主動拆除既有的全球化秩序。川普執政期間強調「美國優先」，對國際協定、貿易規則、盟邦承諾屢屢翻臉，如退出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》（CPTPP）、巴黎氣候協定、世衛組織（WHO）等。他的國際政策不僅反對中國崛起，更精準而言，是反對「任何不再讓美國繼續主導的全球化」。從布列敦森林到WTO世界貿易組織，美國在全球經貿體系中的角色始終是既得利益者。根據《外交事務》（Foreign Affairs）期刊的研究指出，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掌握金融、科技與資本流通三大核心優勢，使其在冷戰後成為最大的贏家。然而，2008年金融危機後，美國經濟疲弱、製造業空洞化、社會貧富差距擴大，再加上中國以「中國製造2025」與「一帶一路」戰略逐步挑戰全球供應鏈主導權，美國開始感受到「自己打造的全球化」竟然逐漸不利自身。
川普的對中貿易戰不是起於意識形態，而是來自對經濟秩序主導權的焦慮。2018年起針對中國課徵懲罰性關稅、限制科技輸出、圍堵華為、施壓盟邦「去中化」，其背後邏輯是「中止讓對手從全球化中壯大自身的機會」。對川普而言，這不是反中，而是反「全球化已成美國負資產」的現狀。他甚至主張對美國企業在中國設廠課重稅，目的就是把全球化的利潤鏈條「拉回美國」。川普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，而是那個認為「遊戲規則不再讓我贏」的玩家。他的行動仿佛是對布列敦森林時代的回音：當規則對我有利時，我制定它；當規則讓我吃虧時，我就撕毀它。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標誌著金本位的終結；而川普的外交政策，則可能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偏執，而是一種「美國重新計算自身在世界中的價值交換」的體現。川普的做法雖被稱為民粹、保護主義，卻深獲基層與工業州選民支持。這些選民並不反對全球接軌，而是反對那種「全球繁榮，美國製造業凋敝」的交換邏輯。正如美國學者Samuel Huntington在《我們是誰？》中指出：「當國家精英與全球利益掛鉤時，國家認同的危機就會浮現。」川普也並非完全否定國際合作，他主張的是一種單邊主義式的「可控全球化」。例如，他希望北約為軍費支出買單、強迫盟友簽訂有利於美國的貿易協定、對他國貨幣政策施壓以維持美元優勢。這是一種扭曲的布列敦森林再版，只不過不是建立體系，而是「美國主導、其他服從」的全球交易結構。
也許，川普不只是反中或反共，他挑戰的是過去30年由美國主導卻演變為「利潤全球化、責任本土化」的體制。在他眼中，全球化不再是美國的工具，而成了他國壯大的平台，與其等待下一場「和平演變」，不如主動「切斷互惠」，回到強權主導的競爭格局。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場制度性裂解，當年美國透過建立體系收割紅利，如今透過解構體系防止衰退，川普的全球戰略，其實就是告訴世界「當全球化不再是我的武器，它就不值得存在」，如此操作，表面是美國自保，實則也逼迫世界重思，在美國缺席或翻臉的未來，誰還能主導一場新的布列敦森林？這也許就是川普版的「尼克森震撼」！只是這一次，美國震撼的不只是金本位，而是整個後冷戰的全球秩序。
